中国农村发展报告:将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对立是误解

中国青年网北京8月3日电(记者 杨月 实习记者 郭园园)长期以来,不少人把城市化与乡村振兴对立起来,担忧进一步推进城市化会妨碍乡村振兴。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举行的《中国农村发展报告》(2018)发布会暨中国乡村全面振兴高层论坛上,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等专家指出,将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对立起来是一种误解。

《中国农村发展报告》(2018)发布会现场。中国青年网记者 杨月 摄

“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关系是什么?有人担心,现在是不是只提乡村振兴,不提城市化了?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。”蔡昉说,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,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人类奇迹,1978年-2016年,我国平均每年GDP的增长率达到9.6%。大家还应该看到一个事实,中国的城镇化也创造了一个奇迹。人类历史上,无论横向还是纵向比,都没有一个时期在这么长时间内保持这么快的城镇化率。以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的提高速度来看,过去近40年间,中国城镇化率的增速达到3.08%,中国对世界城市人口增长贡献为25.6%,超过1/4。

蔡昉指出,讨论中国城镇化的特色,应该注意到城镇化率生产性非常强这一特点。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城镇化是以劳动力进城为主要构成因素。虽然这带来了农村人口结构的不平衡,但这种类型的高速城镇化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、生产力的提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为什么这么说?因为,城镇化的核心是提高生产效率,劳动力从生产效率低的农业转向生产效率更高的非农产业,从农村转向城市,整个转向的过程是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,核心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。“调查显示,在改革开放时期,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一共提高了接近17倍,其中44%的贡献来自于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,接近于来自于劳动力流动的城镇化,这是我国城镇化的特点。”蔡昉说。

用数据说话。现在,城市生产力高于农村,第二产业生产率高于第一产业,根据统计年鉴,2016年,全国劳动生产率(劳均GDP)为9.6万元,以此为基准,工业是平均水平的2.73倍,大大高于9.6万元;第三产业低了很多,是1.19倍;建筑业低于平均水平,只有平均水平的68.3%,但比农业高;农业只有平均水平的30.9%。蔡昉认为,可见只有劳动力的流动、城市化过程沿着劳动生产率攀升,才是正确的、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过程。

蔡昉等专家提出了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:现在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,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是58.5%,距离世界银行划分的中等偏上国家城镇化率的65%甚至更高,还有二十多个百分点的差距。我们城镇化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,但是城镇化率提高的速度在下降,现在是我们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,本来需要更加依赖生产力的提高,恰恰这时候生产力提高的动力不足。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,就是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。

如何应对?专家们认为,新型城镇化要借助户籍制度的改革,避免农民工因户籍问题重新返乡,从第二产业回到农村的第一产业,导致生产率下降。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,要让精英人才到农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,让农民企业家在农村壮大发展,通过激发出各类人才和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潜力和活力,向农村生产要素进行合理、优化的配置。进城是提高生产率,返乡也不会过大地降低劳动生产率,当然最终结果是乡村振兴战略和城镇化同步,在高度城市化的前提下,实现中国的现代化。

所以,专家们得出结论,研究乡村振兴战略不应该把它和推进城镇化对立起来,而是两者结合。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,为解决城市化中出现的矛盾和悖论现象提供了出路。

《中国农村发展报告》(2018)中的数据也佐证了这一观点。从1978年到2017年,依靠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,中国城镇化人口达6.14亿人,平均每年新增城镇人口1644万人,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.04个百分点。这种持续的大规模快速城镇化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,但是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对乡村的带动作用未能得到全面发挥,乡村困境日益显现:一是现代农业发展乏力,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滞后;二是农村环境问题突出,老龄化、空心化日益严重;三是农业劳动人口人力资本水平较低,农民增收难度大。

针对这些问题,报告指出,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破解乡村困境的根本途径。具体对策方面,课题组建议,必须始终抓住国家粮食安全不放松;建立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联动机制;构建可持续的农民增收长效机制;明确乡村全面振兴的标志和实现路径;采取分区分类的差别化推进策略等。

来源: 中国青年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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